上书房行走 | 第十七期 : 走进翟学伟教授的书房 | 自由微信

上书房行走 | 第十七期 : 走进翟学伟教授的书房

Original 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 2021-03-08

上书房行走 走进南大人的书房

翟学伟教授的书房名为 “思缘斋”

学者介绍

翟学伟，男，1960年生，法学硕士、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2019）。曾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创系主任；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开放时代》、《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本土心理学研究》（台湾）等学术刊物编委。长期致力于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著有《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三联书店2017年版）；《中国人的关系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人的脸面观》（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北京大学2013年版）等。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现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儒家道德的社会化路径”首席专家。

变动中的书房 | 翟学伟

书房对我而言不只是一个实体性的房间，更不是那种三面墙壁摆放着书架，里面分门别类地装载着五颜六色书籍的空间。讨论书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讨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境遇，是在反映读书人这一特定人群从物质环境到生活方式上的演变。

书房一角

生于50-60年代的学者大都经历过从无房，到有房；从有房到改善；再从改善到房子越住越大的过程。书房自然是随着这一改变从无到有，从一个书架到整个一间屋子，从一摞摞装书的纸箱到到摆出一个大阵势来的过程。我曾在第一本拙作《中国人行动的逻辑》（2000年第一版，2001年第二版，2017年第三版）的后记中，描述过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到南京大学来工作时的情景。那个时候根本想不到书房的事，而是整天盘算着什么时候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那个时期还没有商品房买卖）。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

当时每一个到南大来报到的年轻老师，都会在落户时被问及在南京是否有房。如果是家在外地的无房户，学校就会把这些老师安置到筒子楼的集体宿舍里。我住的集体宿舍，是先按楼层划分单身男女，然后再每三人一间。比较受限的是，每一幢集体宿舍的一楼还设一传达室，里面装一台控制整楼每间房用电量的设备。说起来这种设备是为了防止有人烧电炉，其实无形中也控制了各种家电的使用，所以住在集体宿舍的人，不要说连放书架的地方都没有，除了开灯不受影响，就是想看电视，保险丝都会断。实在想看，那就得对传达室的大爷点头哈腰，然后送点香烟茶叶之类，他会单独给你的房间换上粗一点的保险丝。那时住在楼里的年轻老师，几乎个个都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而无房子就意味着结不了婚。有些大龄青年等不下去，只好抢占集体宿舍，也就是或协商或粗暴地把另外两个老师的床架拆了，在宿舍里过起了小家庭生活。有的家庭，孩子也降生在那里，一直住到孩子上学的年龄也没等到学校分房。

翟学伟教授

那么我们能不能去系里办公呢，也不能，因为所谓系里的老师空间只能放下自己的信箱，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完全不是国外和港台地区学者所拥有的那种把自己书房和教授工作室合二为一的概念；再说，我们也不想去其他地方办公，得守在家里，以防另外两个老师带着房产处的工作人员上门，强行恢复他们的床位。所以我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许多大陆知识分子的做学问环境相当地艰苦，且不谈买不起书，查不到资料这些研究上的问题，就是连放几册书的空间都没有，一家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吃喝拉撒睡，工作、学习、娱乐全在这里。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个人空间，无法认真思考，而是要学会考虑别人，比如你要写文章，太太要看电视怎么办；你要用桌子，她们要做（改）作业怎么办；你要挑灯夜读，她们要睡觉怎么办。有时自己刚有了思路，但在忙完家务后就忘记了，有时你计划好了今天写什么，但你发现房间里有太太的客人，而且就坐在你要写作的椅子上……

翟学伟教授在龙江住时的书房

那个时候大学教师做研究，除了本职工作和学术兴趣外，并无考核要求。之所以我们能在如此困苦的情况下一心向学，其强大的动力之一就是想早点评上职称，可以提前进入学校排队分房的行列，当然也期待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哪怕先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书架和书桌也行。

翟学伟教授与女儿合照

从书架到书房再到架设电脑，转而变成电子阅读器，算是书房一次次质的飞跃了。比如当我真的有一天拥有了自己的书房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乐此不疲地购书过程中。虽说这个习惯开始是在当学生时养成的，感到逛书店要比坐在教室听课更加惬意和有收获。可真正开始大量购书，还是在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那一段时期，逛书店、淘书、关注相关出版信息等，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出差，首先想到的也是逛一逛当地的书店。因此，北京、上海、武汉、郑州、苏州、香港、台北等等地方的大大小小书店，都留下过我的足迹，乃至于家门口的小书店，甚至小城市里那种破烂不堪的书店通常也不放过。

阳光房的书架

摆弄青花瓷片的地方

记得有一次出差南通县，在县城新华书店看到了一套完整的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当时嫌贵，又以为这辈子也不会去读，所以错过了，现在想来很可惜。我最冒险的一次购书经历是放暑假期间从南京坐长途汽车去连云港，中午时分汽车停靠在淮安市郊的一个停车场，司机让乘客下车吃饭。我得知此次停车时间大概是20分钟，竟然放开胆子冲出停车场，叫了一辆脚踏三轮车（那个时候那样的小城市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直奔位于市中心的一家新华书店，也碰巧那样的小城市书店竟然有卖许烺光写的《美国人与中国人》，我毫不犹豫地买下后跳上三轮车返回停车场，正好看到长途汽车已经启动了。还有一次在上海复旦周围那一大片区域，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在好几家小书店里淘书，也佩服开店的人对其书籍版本的钻研，在他们的推荐下购得了本不打算买的书。

和园家书房一角

当然，还有一些时候是为了找书，跑过很多书店。比如我的《梁漱溟全集》中缺的后面几部，记得是在北京韬奋书店配齐的；《鲁迅全集》中的《鲁迅全集补遗》（天津人民出版社）是在天津的书店买到的。购书的地方和摊位去多了，自然会有一些奇特的发现，比如我有一次在公交车站遇见高华，便告诉他我看到地摊上在卖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盗版，他听了很感兴趣，让我下次见到时帮他买一套（被印成了上下两册），可惜还没来得及再找，他就去世了；还有一次我在大行宫附近的一个小书店里竟然发现有我早已获悉但却无缘得到的台湾版《中国人丛书》，另外还有卖唐德刚的台湾版的《晚清七十年》，感到非常惊讶，即刻付账收入囊中。又想起有一次好像是在山西路军人俱乐部门口的艺术书店里看到一本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的《梁漱溟论教育思想》，当时没打算买，但却意外发现这书原是准备寄给他本人的，因为版权页上贴个条子，上面印有此书印了多少册，稿费多少，并赫然写着梁漱溟的家庭住址，顿生好奇心，有种捡漏的喜悦，当即把书买了；最近一次购书是在仙林南大和园门口的商业街二楼，一个必须穿过招商银行才能到达的二楼，有个十几平米的小书房，书架里放着汉宝德的台湾版谈建筑美学的书，店员也不知哪来的，我自然乐不可支地买下来了。

翟学伟教授

随着一趟又一趟地把各地收罗的书往家搬，最终就不是添置书架，而是在装修房子时布置书房了。直到有一天，我住在了仙林，因为周围无书店可逛，也就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买书了。可没想到的是，这竟然不是我个人购书乐趣变了，而是时代变了。此时，实体书店纷纷倒闭，网络购书开始流行。我从下一代人那里得知他们基本上只看电子书，很少再买纸质书，甚至当在一次小型学术会议上，邀请我的汪丁丁告诉我，他那大裤子口袋里装着的那个小阅读器存着几万册电子图书（包括英文书和论文）时，我深切地感到，或许我们的书房快要消亡了。

翟学伟教授在南大商学院讲演

翟学伟教授著作

当然，我自己是不会因为电子时代的到来而放弃书房的，更培养不起来读电子书的习惯。显然，每种阅读习惯一旦养成都很难改变，就好比我在旧书店中买到的民国竖排版书，或者木刻版古籍，往往很难读得下去，即使买到的台湾版新书，如果是竖排版，也没有想读的欲望。看来，书究竟如何阅读，亦是有时代性的。或许，我们自以为得意的书房，只是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生活写照，它也会因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至少估计我们的后人不会有太大的兴趣。当然，这也让我对文史研究者们肃然起敬，且不论他们要做的选题是什么，单就能把老版的书读下去，已经不易了。而电子书，看起来是现在纸质版书的延伸，但阅读障碍也一样会存在。

院系办公室书房

如今，我的书房随着房子的扩大，工作环境的扩张，也不再是“一间屋子”的概念了。我现在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中“张牙舞爪”地摆放出我各个时期用过的，不再看的，有重要价值的和正在用着的各种书籍，它们分散在我的重点书房，院系办公室书房，不常住的房子里的书房，搭建出来的阳光房书房里，甚至在我一个小小的厕所马桶边也没忘记放上一个小书架，保证我在任何时候都有书可读。

厕所马桶边的小书架

所以，如果让我谈谈我的书房，我只能说：我不仅仅是“上书房行走”，反倒是书房随我走过了一个值得记录的时代。在此，我还想展示一下更为久远的文人书房用品，借以说明书房的变迁。

竹簧贴面木制小砚台、紫檀水盂和笔筒及黄花梨笔筒

民国文人改用墨盒写字

文人书画时的竹制镇纸

竹雕人物笔筒

精美的青白玉墨床

翟学伟教授推荐书单

1.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2.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3.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4.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